西部人

寫下了“西部人”這三個字才覺得它如此沈重。沈重不是因為質量，而是它的龐大。如同常識告訴我們的：同樣的體積，金比鐵重，鐵比石頭重。龐大的西部占有了大半個中國，中國因為有了西部才顯得壯闊而遼遠。

因此，描述西部人，就不能像描述“上海人”或“北京人”或“廣東人”，或中國任何一個地區的人那樣輕松，那樣目標集中、特色鮮明、一抓就準。西部人不是一條流域內的男女，不是一座海灣旁的人等，也不是一片裏弄中的居民，更不是幾條胡同裏的住戶；那是人群的汪洋，是浩瀚的人類無窮的特色之花盛開不衰的一部分，是閃爍異彩的面孔繁星般地照耀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一片天空。

面對這片天空，所有想用簡短的文字說清楚西部人特色的人，都有可能變成那只試圖吃天而又無處下爪的老虎。就拿西部居民之一的藏族來說，他們既是馬背上的遷徙者又是田野裏的收獲者，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雙重背景，蒼茫的草原帝國和同樣蒼茫的青稞莊園幾千年的流變，使他們具有了難以概括的豐富性和幻變無象的不定性。光談這一個民族，哪怕僅僅談論他們的人格特征、行為習慣，就是一部大書而不是一篇小文。況且這樣的談論很可能會變成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的比較，變成藏族與漢族之間的比較，而絕不是關於西部人一般行狀的概括和描述，也不是關於我對“西部人”這樣一種特殊的人文現象的關註和思考。如此便違背了本文的初衷，跑題十萬裏，專欲難成文，貪多不得，務大不逮，我又何苦如此呢？好在古人早就為我們想好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孟子說：“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王安石也說：“有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那麽，就讓我舉起“有所不為”旗號為我的避難就易開脫塞責吧：非我不能也，孟老師和王老師的教誨不可違也。“可以有為”的時候，我有必要聲明，此文中所談的“西部人”，就民族來講，以漢族為主，就地域來講，以青藏高原以及陜、甘、寧、新為主。別的，暫且不“為”，或盡量少“為”。

一

據我的經驗，常年待在西部的西部人其實並不知道西部人有哪些特點，一是因為缺乏跟外地人的比較，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沒有見過小個子的人怎麽知道自己是大個子呢？二是因為地道的西部人都羞於自誇自命，與生俱來的靦腆和羞澀讓他們謹言慎行慣了，常常是卑以自牧的，哪裏敢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三是因為西部人雖然不矜不伐但也懶得檢討自己，檢討是一種人生體檢，搞得好了可以兩處得益，既發現了弱點也看到了特點，可惜他們不擅此道。有了這三點，西部人對自身的認識就難免糊塗，很難有一二三的列舉、甲乙丙的說明。然而自覺的“列舉說明”並不等於表達的全部，表達既可以是語言和文字的，也可以是行為和肢體的。他們可以不說卻不能不做，西部人就是西部人，只要活著，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會讓自己仿佛領有使命般地通過舉手投足把那種西部味兒濃濃烈烈地表現出來，表現得就像1976年的春天那樣充滿了飆塵萬裏的蒼涼和寄世人間的幸運。

1976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右派陳源從祁連山深處的八寶勞改農場逃跑。這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成功，但逃跑的成功並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興奮，面對茫茫原野，他頓時有了舉足維艱的感覺：他從監獄來，他到哪裏去？偌大一個世界，竟想不出一個可以容留他的地方。他頂著陽光照耀下的勞改犯的光頭，穿著汙跡斑斑的勞改犯的藍色棉衣，標志鮮明地來到了祁連縣城，目的似乎已經不是逃跑而是為了讓人發現。但讓他意外的是，所有看見他的人雖然都帶著詫異的目光，卻沒有絲毫不友好的舉動。他甚至在地質隊的食堂門口一伸手就要到了八個大饅頭，又在縣委招待所帶火爐的門房裏找到了暫棲一宿的床鋪。就這樣，在那麽多溫情的眼光綿綿不絕的關註下，他大大方方地在祁連縣城待了兩天，然後向東而去。向東的路上，他就像一粒被風掀起後不知落往何處的塵埃，飄過了遼闊冷涼的俄博草原，飄過了茂密陰暗的仙米森林，飄過了水勢盛大的大通河，飄過了冰天雪地的達阪山，最後飄到了西寧。漫長的兩個多月裏，他不停地得到人們的幫助，不僅沒有挨餓受凍，而且有了一頂遮蓋光頭的皮帽子，換掉了一身格外紮眼的勞改棉衣。等他走在西寧的大街上，張望著省會的繁華擁擠時，他已經和別人沒什麽區別，再也不是一個具有“罪孽”標記的勞改犯了。在西寧的日子裏，他躲在先他釋放的難友老賀家裏，完成了促使他逃跑的兩件大事，一是帶著怨尤寫出了自己的申訴材料，二是流著眼淚寫完了一首醞釀了幾個月的長詩：《悼念周總理》。他說：“老賀，借給我點錢，我的目標是北京。”老賀給了他三十塊錢，他又一次飄走了。

陳源的結局並不樂觀，就像他自己說的：“我要是不離開高原就好了，高原人厚道，害人的人少。”他在北京僅僅待了兩天，就又一次成了一個勞改犯，一個被押回祁連八寶勞改農場後加了刑的勞改犯。好在不久就是“四人幫”的粉碎，兩年後又是改革開放，“右派”陸陸續續得到了改正，陳源出來了。出來後的陳源直到去世再也沒有離開過他以為“厚道”的青海，盡管他是山東人，在山東可能會活得更滋潤、更舒服。

這是一個發生在特殊年代裏的故事，它也許並不能說明同情心、厚道、人情味等這些一個落難右派所能敏感地捕捉到的美麗存在，在西部人身上具有普泛的意義。但如果就我狹窄的接觸、極其有限的視域，在二十年之後還能遇到同樣的事情，那就不能說它僅僅是個特例孤證了。

1979年冬天，在拉薩從事太陽能產品推銷的王力明接待了兩位素昧平生的客人。客人從成都來，拿著一張白紙條兒，對王力明說：“這個人你認識嗎？”王力明看了一眼說：“好像去年來過西藏，我們見過一面。”客人說：“他讓我們來找你，說我們晚上可以住在你的店鋪裏。”王力明說：“我的店鋪已經盤出去了，要住只能住我家。”兩位客人住下了，白天出去旅游，晚上回來睡覺。王力明忙，也不陪著他們，只請他們吃了三頓飯。五天後客人要走，說：“我們想走一趟青藏公路，路上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力明說：“格爾木有一個，也姓王，叫王什麽貴，他是老師，你們可以住在學生宿舍裏。”說罷就寫了地址，也是一張白紙條兒。三天後，兩位成都客人坐著長途公共汽車來到格爾木，拿著白紙條兒去找老師王什麽貴。老師王什麽貴說：“王力明還記得我？我們已經四五年不聯系了？他怎麽樣？還好吧？你們想住學生宿舍？那不行，學生都放假了，宿舍不送暖氣，要住就住我家吧。”兩位客人在他家吃住了兩天，要走了，說：“我們想去西寧，西寧你有沒有認識的人？”王什麽貴說：“有啊。”說罷，從備課本上撕下一溜兒紙，寫了地址。兩天後，成都客人到了西寧，住在了王什麽貴介紹的朋友家，他就是我的中學同學劉鈞。劉鈞後來告訴我，在他們家住過幾天的那兩個四川人一個叫高海濤，一個叫李偉，都是成都一家電動工具廠的工人，廠裏沒活兒幹，跑出來轉轉。走的時候他們一再地說：“青藏高原的人真是太厚道了，認識不認識就敢讓人在家裏住，這在我們四川是絕對不可能的。實話告訴你，我們從成都到拉薩，從拉薩到格爾木再到西寧，將近一個月，行程四千多公裏，才花了不到一千塊錢。”這樣的事情太平常了，我和劉鈞都沒什麽特別的感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即使不是朋友，那也得靠啊，不然你就寸步難行。

厚道就是“厚”之“道”，就是以“厚”為“道”。厚道之於西部人如同鳴囀之於布谷鳥，是聲譽的依托，它像一座大廈的基礎既普通又重要，普通得讓人忘記了強調，重要得讓人失去了對不良後果的警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昆侖山腳下、柴達木腹地的格爾木有個叫郝志東的幹部因貪汙公款而自殺，許多認識他的人都去為他吊唁並對他的妻子女兒說：“頭擡起，臉別紅，誰說他是貪汙犯？我們不承認。”一副挽聯這樣概括了他短暫的一生：對來客鞠躬盡瘁堪為高原大方人，夠朋友死而後已不是人間貪汙鬼。郝志東是個不抽不喝不吃不穿的人，他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了接待來客上。這是他的嗜好，是出於性情、本於鄉土、源於祖先的舉動，幾乎是情不自禁的。來客有旅游的，有探險的，有采訪的，有寫生的，有什麽目的也不抱胡亂瞎轉的。一撥接著一撥，一撥傳給一撥：“你們去找郝志東吧，那人特好特熱情。”於是就不斷有人來“麻煩”他，他也就不斷地“不亦樂乎”起來，常常是這樣說的：“哪有什麽過路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到家了到家了，千萬別客氣。”他的接待當然少不了好煙好酒好茶好飯，有時候還要管住，還要陪他們上路——租車的費用、路上的吃喝、宿營的帳篷、急救的氧氣袋、禦寒的皮大衣等等，等等，都是由他主動提供的。他不是旅游局，不是政府接待站，他哪兒來那麽多錢？只有借工作之便一點一點挪用，時間長了，次數多了，累土成山，積水成淵，漏洞越來越大，等到不補不行的時候，挪用已經變成貪汙了。

這樣的“厚道”顧此失彼，這樣的“人情味”功不補患，是西部人為人處世的畸變之屬、異化之種，當然也就不應該是我們所欽佩、所仿效的了。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放棄對郝志東的同情，放棄對“厚道”的激賞，因為不是其“厚道”之精神錯了，而是其“厚道”之方法被貧窮扭曲了。救困扶危、仗義疏財本是中國人美中之美的道德，可你是一個工薪階層，你沒有多少餘錢，你仗什麽義疏什麽財？經濟是永恒的依托，沒有這個依托，美德之大廈就不可建立，人格之橋梁就無從架起，為了“厚道”而挪用貪汙或者傾家蕩產的變數，就只能是一個好事變成壞事的可怕過程，你的悔恨、妻子兒女的眼淚，早已使“厚道”成了法律的祭品，懺悔者的法庭在審判金錢之罪的同時，也讓“厚道”站出來陪著被審，雖說只是影子，但也是脫不了幹系的陽光下的陰影。西部人，什麽時候能夠富起來，什麽時候不再為“厚道”付出損害自己甚至毀滅自己的代價，什麽時候能夠坦坦蕩蕩地“厚道”一把，如釋重負地“仗義疏財”一回呢？要知道“厚道”不僅僅是付出，更重要的是享受，是無邊幸福籠罩下的精神享受，是光榮之路更是光明之道，是得其所哉，其喜洋洋者也，而不是郝志東式的絕望，永遠不是。

我曾聽一個河南警察對我說：“西北人有點傻，好騙。”什麽意思呢？又是一個讓人難以評說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個探險家，誰也不認識他，但是他來了，也是投靠，也是張三托李四，李四再托王麻子，王麻子又把他從西寧托到了柴達木。柴達木的人熱心接待，然後又接力棒似的托了下去，先是錫鐵山礦物局，後來是花土溝油田，再後來是茫崖石棉礦，最後托到了新疆的若羌縣。警察一路追過來，讓那些傳遞接力棒的好心人恍然大悟：原來他不是什麽探險家，而是一個四處行騙的犯罪嫌疑人。厚道的人們一個個都受到了追究，一個個都感到委屈：“我們怎麽知道他是騙子？他臉上又沒刻著字兒。”河南警察一臉的不理解，說：“他都住到你們家裏了，你們怎麽連他的身份也不問問清楚？你們真是太老實、太好騙了。”

其實西部人也知道自己的毛病：太老實，太容易受騙上當，太喜歡不分青紅皂白地厚道了。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不止一次地說過：“我們真是無用，我們比起外地人簡直就是傻子。”但他們又日日夜夜面對著一個不太容易讓人隨機應變的環境，面對著一些過度地欣賞著他們，廉價地讚美著他們，當然也極其不希望他們改變自己的人。這種環境、這些人、這些欣賞和讚美的存在，促使西部人有了堅守自我的信心，就像有人在報紙上撰文說的：“我們怎麽能因噎廢食呢？我們不能因為丟了錢就認為天下所有人都是賊。一個人做人的本錢是偷不去的，除非自己放棄或者拋棄。”

不放棄做人的本錢，這對西部人的人格建樹來說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它有利於別人，有利於那些不斷地、安全地、卓有成效地行走在西部的坦途險道上的外地人。這些外地人來到西部，首先體會到的是無助的尷尬和無奈的恐慌，接著就有了峰回路轉的激動——幫助來臨了。是的，就像一出戲劇，演了一半西部人才遲遲登場，才讓人感到了他們的存在，而且是結實牢靠的存在，是具有大丈夫魅力的胸襟寬廣的存在，是帶有使命般的勝造七級浮屠的存在。正如一位我的西部同行（記者）告訴我的：人家開車在大荒原上行走，車壞了，方圓幾百公裏不見村店，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坐著長途汽車翻越冰大阪，大雪封路，無吃無喝，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從內地來這裏旅游，一登上昆侖山才發現衣服帶得太少，馬上就要凍僵，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去西藏獵奇，高原反應讓他氣憋胸悶，渾身酥軟，難以支撐，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要翻越唐古拉山，偶感風寒，一咳嗽就變成了肺氣腫，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在沙漠裏尋訪勝跡，一陣沙暴過後，發現自己已經迷失了方向，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高高興興走向牧家的帳房，突然聽到幾聲低吼，一只猛惡的藏獒朝他撲去，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來拉薩走訪三大寺，面對一尊尊金身法像、一幅幅奇幻壁畫，他什麽也看不懂，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他要去阿裏考察古格王朝遺址，不知道路怎麽走或者已經走錯了路，你不幫助他，他怎麽辦？等等，等等。在這些外地人面臨絕地，如暗望燈、如旱望雲的時候，西部人興奮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好像是說：你們終於需要我們了。在這裏，厚道的重要就在於，它讓你在走出絕地之後發現你的存在形式依然是一個血肉豐盈的軀體，而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骨殖；讓你在越過死亡線之後發現你的生命境界正在接近高海拔的明亮，從此你將不甘心僅僅盤根於潮濕的窪地，在彌漫不散的陰暗中蠅營狗茍。

二

然而——我帶著非常覆雜的心情寫出了這個表示轉折的詞匯，我想告訴大家的事實是，並不是所有時候所有需要幫助的人都得到了幫助，並不是所有西部人群居的地方都依然純粹是厚道的原野、人情的高地。不太容易讓人隨機應變的環境畢竟打熬不過時代的變遷，市場經濟、商品社會、工業化時代、現代主義這些足可以讓原來的風土人情天翻地覆的潮流，絕對沒商量地以強勁的氣勢改變著西部那些民族雜居的城市，尤其是省會城市。隨之而來的是物質生活的有限豐富和人情的顛覆、民風的嬗變、舊道德水準的動搖，是西部人——確切地說是西部城市人——的道德嘩變、精神超越。是的，變了變了，不知不覺就變了，西部的城市一個個都變了，城市裏的人也都變得讓那些老去的眼光不熟悉、不親切了——頭發多彩起來，衣著繽紛起來，神情淡漠起來，行為神秘起來。與此同時，人們或驚喜或悲哀地發現，他們，不，我們自己已經不那麽實在、不那麽厚道了，已經是一些動著心眼在利己和利他之間左右搖擺的人了。正是這種或驚喜或悲哀的發現，讓西部人用意識和眼光在城市和鄉野之間畫出了一條中間地帶，越過這條中間地帶走向荒涼和開闊——那就是回到過去，越過這條中間地帶走向繁榮和熱鬧——那就是面對未來。而我們腳踏實地的“今天”，將永遠不倫不類地停留在中間地帶上，將始終不勝紛擾地處在何去何從的選擇中左顧右盼，直到失去一切選擇的機會。

說實在的，我不喜歡這樣的中間地帶，哪怕它僅僅是意識的藩籬。我曾經快快走了出去，走向喧鬧和繁榮，驚喜地偷窺了現代都市文明的種種好處；如今，我又走向城市之外，投身於遼闊的原野，在過去的日子裏發酵我的情緒，是傷感，是悵惘，是戀舊，或者是別的什麽。

是的，真的是過去的日子，真的讓我在“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樹林裏看到了往日的窩巢，真的有許多舊有的情緒突然來訪讓我情不自禁地唏噓不已、流連不已。在貧瘠的山鄉、簡陋的村莊裏，在遼闊的草原、無數的帳圈內，在無垠的戈壁、遙遠的定居點中，在漫長的公路和鐵路沿線，在那些以開發資源為目的的大型企業，在兵站哨卡，在農場牧場，我看到那裏的人和那裏的生活依舊是原來的樣子，人情味一如既往地濃烈著，厚道就像亙古的山脈綿延而去。義氣之重、同情之心還似昨天那樣給人一種透心透肺的親切，人與人的關系在原始的明朗和純粹中定格，吃喝拉撒以簡單粗樸的形式打發著一個個毫無變化的覆印出來的日子。我每每來到這些地方，無論怎麽簡陋都有家的感覺，都會覺得生活本來就應該這樣：在平靜和寧和中送走一個個類似的太陽，迎來一個個不同的月亮。但是，畢竟我已經奢華過了，畢竟我無意把物質享受的標準放在隨時都會斷裂的生存底線上。我常常會淚如泉湧，為他們的偏然一隅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為他們小國寡民式的貧賤不“移”、威武不“取”。他們似乎也已經警醒到這種沒有變化的日子是不對的，卻又無能為力，感嘆而已。懷頭他拉農場的趙偉志不無酸澀地對我說：“瞧，我們還是老樣子。”我說：“老樣子好啊。”我幾乎是流著眼淚說：“這麽厚道，這麽實在，還是老樣子好啊。”但是我緊接著又問自己：“真的是老樣子好嗎？是厚道的老樣子好，還是貧窮的老樣子好？”

當城市裏的西部人摩登起來的時候，我感到了失去人情、失去厚道的悲哀；當城市外的西部人厚道如故、人情如故的時候，我感到了貧窮如故的悲哀。難道厚道只應該屬於貧窮？難道摩登就應該搭配薄情？這是一個無法回答也無法解決的問題。所謂的“一個脖子兩張臉，怎麽看都是正的；一個茶壺兩只嘴，怎麽看都是歪的”，所謂的“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所謂的“取龜必壞塘，求鼠必發屋”，所謂的兩難境地，所謂的人生悖論，都是上帝用來難為人類的，就不要再糾纏了吧。臨界點上的西部、得失之間的歷史，蒼茫於我們的眼前，我們還無法作出任何蓋棺論定的評說，因為我們根本就看不清楚，我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躊躇不定的選擇當中。我們只能安慰似的告誡自己：當思想面臨選擇的時候，選擇本身就是思想。

西部人變了，至少城裏的西部人已經變了；西部人沒有變，至少鄉間牧野、戈壁沙漠中的西部人沒有變。該為西部人失去的寶石唱挽歌的時候，我不應該沈默；該為西部人得到的珍珠唱讚歌的時候，我更不應該沈默。但如果他們既失去了寶石又沒有得到珍珠呢？是不是應該唱一首惋惜之歌了？不，惋惜是多餘的，我只能說一聲：再見——再見了，我的聲音。

三

2003年夏天，陜西衛視科教文頻道《開壇》欄目熱熱鬧鬧地談論著一個既空靈又現實的話題：什麽是西部精神？邀我去談的時候，主持人一開始就問：“你認為西部人有哪些特點？”這個問題聽著淺顯其實很難把握，我啰裏啰唆談了一大堆，事後想起來殊覺難以自圓，只有這樣幾個關鍵詞大概是不會即可成廢的：整體素質上的堅忍不拔、通達樂觀、忠於信仰、崇尚自然、助人為樂、感情深篤。主持人當時希望我說得具體一點。我說：“一個人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養路段一待就是二十年，並且還要了無終結地繼續待下去；一個人在沙漠裏種草種樹三十年，並且還要披星戴月地種下去甚至子子孫孫都要種下去，這就是堅忍不拔。一個人在空氣中的含氧量只有百分之五十甚至不到五十的冰涼環境中認認真真活著，不在繁華似錦的外界面前自暴自棄，不在雪災來臨的日子裏懼怕死亡，也不因為奇跡沒有出現而氣惱沮喪，這就是通達樂觀。一個人投身於世俗而又超拔於世俗，糾纏於貧富而又脫離於貧富，貪婪著生與死的思考，癡迷於自然和偶像的膜拜，忠於未來，忠於內心，忠於自己的精神活動，這就是忠於信仰。一個人在他的一生中常常把最迫切的訴求附麗在高山大湖的聖潔之上，寄托於風雨雷電的幻變之中，以為草木的存在、動物的存在就是安全的存在、幸福的存在，這就是崇尚自然。一個人付出的時候，能在對方的愉悅中看到自己的歡喜，能在他人的美好中發現自己的內心，這就是助人為樂。一個人把對戀人、對故鄉的愛變成了一首從心裏長出來的歌：蘭州的木塔藏裏的經，拉蔔楞寺的寶瓶，想爛了肝花花疼爛了心，望麻了一對大眼睛。這就是感情深篤。”

不知道我說得是否恰切，但有一點我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我的概括僅僅是一部分西部人的表現而且是在本土的表現，對原來就不甚了了的外界人來說，它完全是一種陌生化的表述、意象化的勾勒，仿佛把西部人隔離在了一個花玻璃制造的房子裏，朦朧起來，概念起來，當然也就詩意起來，哲理起來，怎麽看都是一幅大寫意，而絕不是他們期待中斑斕工筆的纖毫畢肖。實際上，外界的人對西部人的真正了解並不是因為他們都來過西部，而是因為西部人紛紛然背井離鄉，筆直地走向了他們，執拗地在他們的家鄉、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或緊張或放松地生龍活虎著。這是一些永遠走出了西部或者暫時走出了西部的西部人，是一些漂泊的英華，帶著無邊蒼茫的山河背景和大莽原的熏陶，心急意切地登上了人生的另一個平臺。正像事實所呈現的那樣，他們在悄無聲息中把當年的“全國支援大西北”輕而易舉地變成了近二十年的“西部支援全中國”。

因為我也算是一個走南闖北的人，便不斷有家鄉的人問我：走出西部的西部人到底怎麽樣？我只能說是紛紛籍籍，不一而足。具體地講，有發達的，有落魄的；有走運的，有背運的；有很快就放水灌田似的融入當地人群、當地世俗的，有內心高挺做派不群永遠和當地人、當地風尚格格不入的；更有不好不壞、忽好忽壞、這好那壞、亦好亦壞的。就跟所有敢於奔赴“新大陸”的“淘金者”一樣，榮辱不等，貧富不均，七高八低，怪怪奇奇，肥瘦之差，不可以道裏計。如此便天然合理，沒有什麽值得詫異的。但是，他們既然是西部人，既然在西部地老天荒的自然和斑駁陸離的文化中打過滾兒，則無論他們幹什麽，無論他們有何長短、有何功敗，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精神的西部”所賦予的邊遠之色、高拔之影，都會以自己明顯的“西部味兒”從五色雜陳的人堆裏分化出來，人或有側目，自己卻渾然不覺，依舊如故。

離別的時候，不管對方有何反應，那個站在五步之外悄悄地以淚洗面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分別之後，從來不第一個寫信問候，但在漫長的歲月裏卻是最後一個和你保持聯系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聚餐的時候，雖然腰包裏一定沒幾個錢，卻要搶著埋單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照相的時候，那個站在後排的最邊上但卻是這個集體中最有本事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上大學以後，第三年才被選為班長，但卻是一個最被人稱道、最值得大家信賴的班長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有著出色的才華，卻本能地內斂著，不露崢嶸，善刀而藏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永遠不知道什麽是最重要的，卻能用良好的知覺一把抓住要害且成功在望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遇到流氓挑釁，雖然害怕卻不退縮，也不考慮自己是否具備對抗的實力就敢往上撲的，說不定就是西部人；聽說西部來了人，無論認識不認識，都要傾情傾囊辛苦招待的，一定就是西部人；能在一個“勢利”主導人際關系的地方，拿出家中最好的東西，招待陌生客人的，一定就是西部人。

還有，總希望幾個知心朋友永遠綁在一起做事的，在單位上只跟情投意合者交往而決不跟所有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對順眼的眉開眼笑對不順眼的理都不理的，只想幫襯別人而不想代替別人的，不願意獨立作戰只希望大家一起上的，總是過低地估計自己過高地估計別人的，說不清楚卻幹得明白的，動不動就真心稱讚人佩服人的，背後說人家好話見了面卻不理人家的，自己抽煙一定要先讓別人的，喜歡去火葬場給人送行的，同事搬家不論關系好壞都要去幫忙的，單位上有體力活總是跑在最前頭的，喜歡自由、喜歡懶散、喜歡工作和休息不分的，當了官不知道應該端架子或者想端架子又總是端不住的，不喜歡接觸領導天天奢望領導最好把自己忘掉的，也想巴結領導卻永遠迷惑於渠道和方法的，感情優於理智的，一次談兩個對象而心理沒有負擔的，視女色重於領導、重於金錢、重於江山的，到了一個新單位很快和女同事談戀愛的，感情和性欲並重而不是分裂的，動不動就憂國憂民憂地球憂宇宙的，自己是窮光蛋但見了要飯的卻還要大加施舍的，極其容易被眼淚感動的，對鄰居的苦難投以最大關註的，狠不得去參加美國黑人大游行的，別人受傷他喊疼的，其實內心十分細膩卻要用粗獷裝潢外表的，走出了西部總說還是西部好動不動就要回去看看的，路過商店看到電視裏有高山、有沙漠、有草原時總要停下來呆看至少十分鐘的，家裏的電視一旦出現西部的風景就激動得喊起來、唱起來的，喜歡聚在一起喝酒唱歌的，喜歡王洛賓、喜歡騰格爾、喜歡《青藏高原》的，以為牛羊肉是天下最美的食物的（古人也以為羊大為美），探親回來喜歡送一點土特產或民族工藝品給同事和熟人的，知恩必報從不拖欠人情的，你請我吃一頓我一定要請你吃兩頓的，崇尚清談、闊談、高談而忘了明天沒錢吃飯的，送人禮物不喜歡送鮮花擺設而喜歡送衣帽鞋襪的，等等，等等，都有可能是西部人。

在這裏我當然沒有必要羅列優點，也沒有必要舉證缺點，其實無所謂優缺點，好壞是自知的，在別人看來明顯的死相，帶給他們的卻是好處，在別人眼裏突出的風采，帶給他們的卻是壞處。我親眼看到一個蘭州大學畢業三年後來山東某單位應聘的甘肅人是如何落敗於一位領導人偏狹的挑剔。領導人問：“你是西部人？”應聘者說：“是。”領導人又問：“你會不會不聽話，不尊重領導，不喜歡領導的批評？”應聘者有點發楞，好像動了動嘴唇。領導人問：“會？”應聘者趕緊說：“不，不會。”領導人又問：“你用什麽保證你不會？”應聘者不知如何回答。領導人又問：“西部人脾氣大得很，你有脾氣嗎？”應聘者猶豫了一下說：“有。”領導人說：“有脾氣你還到我們這裏來應聘什麽？還是回你們西部去吧。”受到侮辱的應聘者滿臉通紅，站起來說：“你對人缺乏最起碼的尊重，也就是說你缺乏教養，這個單位有你這樣的人做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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